社会上有零散的钱，怎么样让这样零散的钱聚集起来能办大事呢？社会上有各色的人，有的人做事效用高，有的人做事效用低，怎么样发现这些做事效用高的人呢？或者说，怎么样让做事效用高的人来来掌用这一笔聚集起来的钱呢？这正是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股票的发明和股市的建立，最初的目的就是要使最需要资本同时也能够最有效使用资本的人得到资本，这也是它唯一的目的，舍此之外，资本市场没有别的目的。

投资于那些受到保护和补贴的产业的人群，还有动机去利用各种寻租手段向国家索取更多的保护和补贴，使国民经济出现坏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同时，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只有依靠国家给予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不仅效率会很低，而且能够投资于这些产业的又必然是较为富有的人群，对这些产业予以保护和补贴，实质上就会形成低收入者补贴高收入者的倒挂情况。

这样，随着经济发展，不仅产业会从劳动力相对密集型逐步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型，而且低收入者所拥有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值钱。将来劳动力变为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时，就转为劳动力相对昂贵、资本相对便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既有效率，又能在生产过程的要素初次分配上就达到公平一个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其产业就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其国民经济就可以得到最为快速、最具可持续性的发展。所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既有效率，又能在生产过程的要素初次分配上就达到公平，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些制度障碍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既减少了城市的就业机会，也使得城乡二元结构难于消除。

同时，低收入者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人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投资于那些受到保护和补贴的产业的人群，还有动机去利用各种寻租手段向国家索取更多的保护和补贴，使国民经济出现坏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当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处于人口学家所谓人口红利耗竭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由附图最上方的第二条垂直线即对劳动力的需求显示出来。

第二阶段的特征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成为经济的主导产业，在这一转折期内，由德鲁克和加尔布雷斯定义为知识劳动者或国内经济学家所谓的高级蓝领的收入水平，迅速攀升。根据我的观察，大约2003年以来，知识进口已经发生了。与此同时，具有极高国际贸易依存度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上述正常发展第二阶段，并产生了对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劳动力（高级蓝领）的巨大需求，从而教育和医疗的真实价格迅速攀升。进入 汪丁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这一共识或许可以下列基本事实为前提：（1）在2003年以前，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大致表现出教科书经济学所谓正常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特征。如附图时间维度所示，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公共财政支持下的义务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基础教育的普及。

注意，附图同一维度内，正常的第三发展阶段以人口老龄化和知识社会为特征，伴随着（人口老化时期的）总量消费水平的攀升及真实物价的攀升。其次，尚未达成经济学的理论共识，以适应和指导这一转折期的政治经济政策。因为，对应于这一垂直（短期）需求的，是向上弯曲并迅速攀升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并且如附图所示，第三条需求曲线不再是垂直的而是由开放程度与国际市场决定的向下倾斜的需求。另一方面，包含了外资企业代表、民营企业家、高级管理者、政府官员、腐败份子及其家属等等成份的高收入阶层，在过去十年内培育了对进口商品和奢侈品的引人注目的需求。

以上两方面因素，使得中国经济的总体需求表现出显著的断裂，我称之为制度性断裂，由附图最下方的维度的两条绿色水平线表示——对应于人口老龄化与知识社会的消费水平的绿色直线仅代表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另一绿色直线则代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中国的问题在于：首先，尚未确立与发展转折点相适应的制度。又由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因素，经济的增长速度不应突然下降。在正常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这样迅速的供求关系变化及其变化方向的转变，被称为发展的转折期。

事实上，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整体消费，这两条绿色直线表达的，是两类相互隔绝的消费品市场及其价格水平，其一由进口物品组成，另一则由国内物品或出口转内销物品组成。首先应达成理论的共识。

第二阶段的经济特征则可由钱纳利－仙昆统计分析与大国模型中的产业结构升级表达，内含于这一阶段的，是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扩张的技术进口和国内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于是，我们将不得不实行基于商品贸易顺差的知识进口策略。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国际贸易依存度仍在迅速攀升。另一方面，基于足够多经济学家的共识，尽管中国人口学家早就警告过，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高峰必定发生于2010年至2025年期间，但主要由于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家群体的、政府职能的、政治体制的以及社会历史的诸多因素，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至今难以遵循正常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获取劳动报酬，他们的劳动报酬仍被制度性地维持在兰尼斯－费景汉模型所刻画的制度工资水平，即附图最上方维度内的绿色水平直线。如附图最下方的正常发展阶段维度所示，第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策略通常被称为进口替代型（拉丁美洲模式）以及出口导向型（东亚模式）。普通劳动者的上述状况，直接造成了国内市场若干年以来的所谓消费不振，及由李实等人定义的选择性贫困家庭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的缺失在城市地区的蔓延。（2）与正常发展阶段相适应或作为其核心驱动因素的，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注意，同一维度内，正常的第三发展阶段以福克斯定义的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群。

我认为，上述第（3）事实所列两方面的因素，诱发中国经济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可被称为知识进口的非正常发展阶段，否则我们将难以维持这一经济的快速增长。具体而言，就是进口国外知识密集型的劳务——高级管理服务、高级研发服务、高级医疗服务、高级教育服务、高级社会与其它咨询服务等等。

这两方面因素使得普通劳动者的家庭迅速丧失了支付其子女教育和医疗费用的能力，从而丧失了进入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第三阶段的资格。如果我们可能对上述各项看法达成经济学理论的共识，那么，相应地，我们就应提出可由劳动者自行维护其权益的劳动工资政策——包括真正的劳工组织对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积极和切实有效的参与，我们还应提出可由消费者自行维护其权益的教育和公共卫生政策——包括取消所谓公立教育和公立医院对市场的垄断和特权，以及对相应的政府部门实行彻底的职能转换与改组，应将其改组为可最大限度地被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的对应于这两类服务的社会政策委员会

也就是垄断国企与民营企业形成了极不对称竞争的态势。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达到1万3千多亿美元，但外汇储备越多，出口越多，对资源、环境、劳工身体、福利的透支就越多，人民所得就越少。

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可能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是投资、外贸，而内需一直低迷不振，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信贷、投资增长过快，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增长过猛，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储备过多，外资控制了对外开放的大部分产业，国家经济安全遭到威胁。第四，经济主体竞争的失衡。银行资金大量地流向垄断国企、大学、房地产行业，重化工业遍地开花，重复建设严重，大学3000亿贷款令人忧虑，房地产项目70~80%的资金来源于银行。

同时，政府的行政成本高昂、浪费惊人，三公消费、四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出国、公款建豪宅）及党政、人大政协、共青团妇联工会、民主党派等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50%以上，而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事业捉襟见肘，投入严重不足。可以说，政府的富裕是以人民群众的贫困为代价的，收税越多，人民越贫困。

流动性过剩进入股市，庄家操控加上政策市的影响，使得资本市场波动剧烈。比如，应当鼓励工会、农会等集体博弈组织的健康发展，倡导民间立法、专家立法，摈弃部门立法、利益集团立法。

降低企业税收，扩大企业债券的发行，促进内需消费，提高经济效率，改善经济结构，引导流动性进入新农村建设、中小企业基金、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等领域。进入专题： 经济评论 。

第二，经济分配机制的失衡。盘活农村土地、金融市场，将小产权房合法化。目前，中国经济资源的大部分被各级政府所攫取，市场经济的三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的价格皆为官方所控制，由此产生了权力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大量的资金拥入房市，加上政府的土地垄断供应，致使房价高企。

五大失衡问题令国人揪心。第一，经济发展动力的失衡。

垄断资源的国企在海外低价上市，利润大量地流向境外，而内地的中小股民大部分输得血本无归。民企由于税收重，融资困难，产品低端化，利润微薄，致使其难以发展成长，难以树立品牌，难以提高科技含量，更难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

解决它们，首先是在观念上，要形成民本、和谐、公平的新理念、藏富于民而非藏富于国的新思维，其次是在制度上，要建立平等博弈、公平分配、科学发展、民主监督、权力退出市场、保护弱势群体的新机制。建立财产实名制度，适时出台物业税，对豪宅、第二套住房征收物业税。